一分钟法哲学：不知法真的可以免责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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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法律不免责

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

法

谚

文/姚沅辰

不知法律不免责（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）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一项原则：“在作为主观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犯意中，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。”

在语源学的意义上，“不知法律不免责”的格言来自罗马法，公元533年查士丁尼发布的《学说汇纂》中，就叙述了“不知事实无害，不知法律有害”的规则，该规则被认为与“不知事实免责，不知法不免责”的格言相等同。不过，研究表明，虽然罗马人有着相同的格言，但它从来没有运用于当时的刑法，而是仅仅适用于民事领域，并且只针对共同体中合理地期待知道民法的那些人。

而作为处理法律错误的刑事准则，现代意义上的“不知法律不免责”建立在绝对的知法推定的基础之上，而知法推定的发展与持续，则与18世纪前后国家权威的扩张与主权观念的兴起有莫大的关联。然而，19世纪中后期以后，绝对的知法推定逐渐面临挑战。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也使“不知法律不免责”的格言面临着一些争论和问题，因此，对该格言的进行再思考也是应然之事。

对于“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否应当具备违法性认识”这个问题，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违法性认识不要说与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争论。

违法性认识不要说认为，在主观上进行归责的时候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构成事实就已足够，不需要有违法性认识或者违法性认识可能性。前苏联刑法学及20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我国通说就是如此认为的。这一观点正是建立在“不知法律不免责”这一基础之上的。然而，21世纪来，学界开始出现“违法性认识”必要说的主张，这种观点强调违法性认识对于犯罪成立的必要性。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主要集中于：违法性认识不要说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法律观；绝对的知法推定只不过是为了处罚方便而做出的拟制；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前后矛盾……

因此，在21世纪以后，我国学者多持违法性意识必要说，就连“红皮书”也采取了“原则＋例外模式”的“例外说”，其认为原则上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借口不知法律而逃避罪责。但是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如果行为人确实不了解国家法律的某种禁令，从而也不知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，就不能让其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。一些主张引进阶层体系的学者（张明楷、陈兴良、周光权等）则大都主张违法性认识必要说内部的责任说，其认为违法性认识要素是独立于故意之外的要素，虽然存在故意，但如果缺乏违法性认识及可能性，则不具备主观上的可归责性——这也是当今德国的通说。

因此，“不知法律不免责”这一格言似乎在当今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述，准确的表述应为，虽不知法律但能知法律的不免责。

图文编辑：不正经的大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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